回顾性收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2021年至2023年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共979例。

本研究采用了数据分析和统计描述的方法，数据提取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等）、用药情况（如药物品种、剂量、使用时间等）、不良反应类型及表现（如皮疹、恶心、呕吐等）、治疗及转归情况等。运用Excel软件，对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进行了数据分析。对发生ADR的药物、累积的器官/系统进行分类，严重情况等进行统计。对其中缺失数据、不规范数据予以剔除，共收集到符合要求的979例ADR报告。通过计算各类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频数和百分比等，以反映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整体特征和趋势。

在979例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的患者中，男性622例（63.5%），女性357例（36.4%）。发生ADR患者平均年龄为56.8岁，最小年龄为1岁，最大年龄为98岁（见表1）。

在2021年的354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男性213例，占比60.17%，女性141例占比39.83%，男女比例为1.51：1。患者年龄最小者3岁，年龄最大者88岁。各年龄段药品不良反应均有发生，31~40岁和41~50岁是药品不良反应的高发人群，分别占总数的19.21%和23.45%。在2022年302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男性207例（68.54%），女性95例（31.45%），男女比例为2.19：1。患者年龄最小者4岁，年龄最大者86岁。各年龄段药品不良反应均有发生，31~40岁和41~50岁是药品不良反应的高发人群，分别占总数的19.86%和25.16%。在2023年323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男性202例（63.53%），女性121例（37.47%），男女比例为1.71∶1。患者年龄最小者8岁，年龄最大者81岁。各年龄段药品不良反应均有发生， 31~40岁和61~70岁是药品不良反应的高发生人群，分别占总数的23.57%和21.67%。总体而言，后疫情时期我院发生药品不良反应以男性患者居多，且年龄在31～50岁人群发生ADR的概率最高。

979例发生ADR中，977例在停用发生ADR的药物后病情有所好转或痊愈，占比为99.8%。2021年报告的354例ADR中353例患者在接受适当的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或痊愈，占比超过99.7%。仅有1例患者的不良反应未能好转，占0.3%。2022年报告了302例ADR。其中，301例患者在接受适当的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2023年报告了323例ADR，所有发生药品不良反应患者均已好转，三年来，该院发生新的ADR合计219例，占比22.4%（见表2）。以上数据表明，2021−2023年该医院的ADR发生率总体平稳，ADR的转归情况均表现良好。

通过对我院2021−2023年的ADR数据分析发现，引发不良反应的药物有135个品种，包括抗菌药物、中药注射剂、维生素类、中成药、镇痛药、脱水药等，其中抗菌药物引发ADR478例，占比48.8%，排在ADR发生比例的首位：2021年报告168例，占比47.46%、2022年报告146例，占比48.34%、2023年报告146例，占比50.77%；其次是中成药注射剂，占比19.2%，维生素类药物ADR发生率同样不容小觑，发生了73例，占比7.5%，中成药和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分别位列第四、第五，占比分别是7.2%和6.3%（见表3）。

进一步对3年间478例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的抗菌药物进行分类整理，发现头孢呋辛、头孢他啶、头孢替安、头孢唑啉、头孢唑肟、头孢噻肟等头孢菌素类引起的不良反应居多，有214例，占比44.8%；其次是头孢美唑、头孢西丁等头霉素类有120例，占比25.1%；喹诺酮类有59例，占比12.3%。大环内酯类、青霉素类、糖肽类等抗生素类药品不良反应占比虽少，但仍不应轻视（见表4）。

2021年168例抗菌药物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头孢菌素类有77例，占比45.8%；头霉素类有44例，占比26.2%;喹诺酮类有23例，占比13.7%；大环内酯类有4例，占比2.4%。2022年146例抗菌药物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头孢菌素类有56例，占比38.4%；头霉素类有38例，占比26%；喹诺酮类有27例，占比18.5%；大环内酯类有19例，占比13%。2023年164例抗菌药物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头孢菌素类有81例，占比49.4%；头霉素类有38例，占比23.2%；喹诺酮类有9例，占比5.5%；大环内酯类有21例，占比12.8%。总体而言，后疫情时期抗菌药物药品不良反应中头孢菌素类仍有较高的占比，需持续关注。

通过对三年间979例发生ADR的患者给药途径统计发现，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763例，占比77.9%；口服导致的ADR患者128例，占比13.1%；外用导致的ADR患者4例，占比0.4%（见表5）。其中，2021年发生的ADR患者中，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296例，占比83.6%；口服导致的ADR患者27例，占比7.6%；2022年发生的ADR患者中，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231例，占比76.5%；口服导致的ADR患者40例，占比13.2%；2023年发生的ADR患者中，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236例，占比73.1%；口服导致的ADR患者61例，占比18.9%。总体而言，后疫情时间静脉滴注是导致ADR的主要给药途径，虽然静脉滴注给药效果显著，但安全性问题容易被忽视，仍需给予关注。

通过分析我院在2021−2023年ADR患者的临床表现，发现542例患者在皮肤方面有不良反应，临床表现是皮疹、瘙痒、斑丘疹、荨麻疹、潮红等，占比55.4%；168例患者主要在消化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胃痛、腹胀、胃部不适、食欲减退等，占比是17.2%；168例患者主要在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胸闷、胸痛、气促、憋气等，占比是10.3%；59例患者有局部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为静脉炎、局部红肿、血管性水肿、面部水肿等，占比是6%（见表6）。2021年ADR损害以皮肤及其附件为多见，有216例，占比61.02%；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的患者有61例，占比17.2%。2022年ADR损害同样以皮肤及其附件为多见，有180例，占比59.6%；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的患者有35例，占比11.6%。2023年ADR累及皮肤及其附件占比为45.2%，较前略有下降；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的患者有72例，占比22.3%。总体而言，后疫情时期我院ADR累及器官/系统及主要临床表现皮肤及附件损害和呼吸系统方面，但循环系统、全身性损害、神经系统等临床不良反应患者仍需关注。

在过去的几年中，药品不良反应问题一直是医疗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不良反应不仅对患者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增加医疗成本和资源消耗。因此，对药物不良反应进行监测和分析，对于保障患者安全和促进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报告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2021−2023年期间发生的979例ADR，其中2022年ADR上报数量偏少，其中4−6月ADR上报数量明显低于同期，推测可能与2022年当时上海的疫情有关。下面对本文的结果进行如下几大方面的分析：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中国高血压和脑卒中患病率均男性高于女性^[4-5]。我国及全球癌症统计均显示，除女性特有癌症外，通常男性癌症发生率高于女性^[6-8]。男性发病几率大于女性提示男性用药人群多，发生ADR的概率比例高，我们的ADR分析也佐证了这一点。从发生ADR的年龄分布来看，好发生ADR的年龄区间在21～70岁，尤其是30～50岁中青年区间。一般认为幼龄儿童和老年人由于器官功能不全容易发生ADR，但我们的数据却发现中青年人群ADR发生率居高，推测可能与此年龄段人群依从性低，遵医嘱率低有关，这一结果与新近张成栋等的ADR分析报告相似^[9]。

从本次调查发生ADR的药物分类来看，排名较为靠前的是抗菌药物、中药注射剂、维生素类药物、中成药及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随着近年来新冠、流感等疾病的大爆发，病毒合并细菌感染人群急剧增多，抗菌药物使用也在不断增多，临床调查发现，抗菌药物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有所增高^[10]。过度使用和滥用抗菌药物会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和传播，增加治疗难度和医疗成本。随着我国对抗菌药物合理使用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临床对抗菌药物的监管亦日益增强。在抗菌药物使用过程中，医生需要严格控制其适应证和用法用量，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避免不必要联合用药和长期使用。必要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以加强用药安全，避免ADR的发生^[11]。

本次调查的979例ADR中，注射液导致的ADR 763例，占比77.9%。口服导致的ADR 128例，占比13.1%。这可能与我院上报ADR多为住院患者有关，因静脉给药是当前住院患者药物治疗的主要途径。静脉给药无首过作用，药物可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生物利用度高，可迅速发挥药效，而受到临床青睐，患者也相信静脉给药比口服给药更有效果。但静脉给药的安全性却容易被忽视^[12]。我们的研究再次提醒医务人员和患者，尽量不选择静脉给药，在通过静脉滴注给药时，为减少ADR发生，应严格控制滴注速度，防止因滴速过快而短时间内血药浓度过高导致ADR发生；另外避免大剂量超剂量给药，这在临床较为普遍，尤其是头孢类抗菌药物，由于一天两次给药给门急诊患者带来不便，许多医生将一天剂量在一次给药，这大大增加了药物浓度而导致ADR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分析3年来ADR发生与给药途径差异发现，静脉给药导致的ADR逐年下降，从83.6%下降到73.1%。推测可能与近年来门急诊的输液率下降有关。后疫情这几年，各大医院严格控制门急诊患者的输液比率，多数医院已基本取消门诊患者输液，从而也减少了部分输液所致的ADR。

本次调查的979例ADR中，大部分临床表现比较轻微。皮肤损害、消化系统损害和呼吸系统损害占前3位。但仔细比较3年来ADR累及组织器官的差异发现，累及皮肤系统的占比在逐年下降，而累及呼吸系统的ADR在2023年占比最高，为22.3%，较2022年翻一番。分析可能是2022年底疫情全面放开后，新冠病毒攻击了全国大多数居民，导致2023年无论是新冠病毒所致感染还是其他基础疾病等用药增加，而新冠病毒攻击的最主要部位就是呼吸系统，从而导致大部分国民呼吸系统功能受损，进而使得药物相关的呼吸系统ADR居多^[13-14]。已有不少研究报道新冠治疗中常用药物的呼吸系统不良反应。如某些抗病毒药物和免疫抑制剂可能引发肺炎、肺纤维化等严重呼吸系统反应。此外，亦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哮喘及心血管疾病的复发而致平喘、抗心血管药物使用增加，这些药物对呼吸系统的不良反应比例上升^[15-16]。

面对日益增加的ADR报道，尤其是新药不断上市的今天，新的和严重的ADR发生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和预防成为了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陈君恒等（2023）利用消息传递神经网络（message passing neural network, MPNN）和TransE模型进行建模，通过交叉压缩单元为共享，建立了可实现对不良药物检测的多任务消息传递神经网络（multi-task MPNN, MT-MPNN）模型^[17]。O'Leary等（2023）对新药开发过程中的药品副作用进行了研究，研发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药品副作用监控体系，在海量的临床试验中对药品副作用进行实时监控与预警，并能够给临床医师带来病人对某一类药品可能发生副作用的危险程度，进而帮助医师做出更为个体化的用药策略^[18]。除了开发智能系统外，人工干预如临床药师的干预同样对提高ADRs的上报质量和数量提升至关重要^[19]。

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因素和环节，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监测，以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医务工作者应加强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特点和规律的了解，对严重或者特殊的不良反应类型提高警惕，及时发现和处理。应特别注意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避免中药注射剂等不必要的使用，给药方案个体化，关注患者输液反应，加强用药指导和用药服务，纠正不合理用药的情况，提高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